中关村对她来说承载了大量的记忆和意义。「我靠,真的是每一步都是故事,全是故事,那就是我的流动的盛宴啊,海明威的《流动的盛宴》!任何一段扔出来,都是中国互联网史,我跟雷军在半亩园吃牛肉面,周鸿祎跟他老婆在哪儿谈恋爱,我和方兴东和刘韧在哪儿喝酒……」




文|李斐然

编辑|金焰



梁宁是谁


我见过中国最有钱的一群人吵架。在两年前的湖畔大学,那可能是当天全中国市值最高的会议室,房间里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独角兽。走廊墙上挂着他们和中国首富、前首富、上个世纪末富豪的合影,其中的每张面孔都曾经占据过中国科技新闻头条。

这群人正在为复盘一次商业失败而吵架,谁也不服谁。快的打车创始人陈伟星站在最后一排,拍着桌子大声说,「航叔我非常爱你,但是我不赞同你的观点,因为你的观点太自我了。」对面的周航沉着脸,这个创立易到的独角兽扭过头,「他这个人逻辑不清楚,反正我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。」台下坐着的集团顾问、阿里高管都提了意见。哈佛回国的精英试图劝和,努力了一会儿也放弃了,「你们俩都把我说糊涂了,我这该听谁的?」

最后,一个女人站了出来,终结了这场争吵。她是整个会议室里个头最矮的,也是上头条次数最少的,仔细比较下来,她身上所捆绑的估值可能也是数字最小的。然而,当她站出来,房间里所有人突然都不说话了。她开始在白板上画图,分析这场争吵的重要节点,10分钟之后,争论结束了。

能让一群心高气傲的独角兽停止争吵,这个人是谁?

有趣的是,答案是一个谜。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她叫做梁宁,但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,这个名字又意味着什么。我只收获了一堆七嘴八舌的揣测:这个人应该挺厉害吧,她的朋友都是大佬啊,柳传志、雷军、王兴、李学凌、蔡文胜、周鸿祎……她被雷军赞美为「中关村第一才女」,但向我宣传她是「神一般的产品经理」的人,却说不出她有什么代表作品。如今的她不从属于任何一家公司,却会被邀请参加360高管才能出席的内部闭门会议,给京东的中高层做产品线的系统评估,谷歌负责全球业务的副总裁初到中国,还会专程拜访她,询问她,「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快?」


然而,这是为什么?


后来,我研究了她的履历:这个出身军人家庭的女人,大学进入计算机系,19岁在联想做实习生,21岁一毕业就当上了部门经理,23岁事业部副总经理,25岁结婚、离开联想,参与倪光南的国产芯片项目,30岁创业,36岁将公司卖给腾讯,实现了财务自由,现在开始自己做投资人。她亲历了中国互联网最蓬勃上升的20年,也历经这个行业最剧烈的种种变动。这个持续上升的行业带给她财富及地位,以及一种与之俱来的话语权。


采访途中她曾主动提出,她的故事应该取名叫「中关村的妞儿」,因为「当年中关村的所有人都认识我,中国互联网3个时代的领军人,都是我的朋友」,从硬件时代的柳传志,到互联网时代的雷军,还有移动时代的王兴。在她的描述里,整个中关村再加上此后的杭州和深圳,塑造了一个颠覆时代的科技新大陆,它嵌入了我们的生活,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不断膨胀的系统之中,她也不例外。


这是一个最激动人心、却也最令人费解的时代,书店里最显眼的地方永远摆着有关互联网如何成功的畅销书,但那里没有正确答案。不管总结了多少经验,下一个互联网爆款总是意外。所有曾经被视为永恒的真理都在被打破,一切都在高速迭代。上个月还被追捧的商业模型,下个月就会被市场推翻;一年前的科技领袖,一年后就可能成为所有人的笑柄。在这里,没有权威,没有真理,没有标准答案,每个人都是初来乍到,只能看到一小部分真相,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这头未知的大象。


或许正是因为如此,亲历现场的经验变得异常珍贵,而梁宁恰恰处在距离现场最近的地方。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,只有赢的人才有机会说话,但我想梁宁的样本意义恰恰在于此,相比于那些一夜暴富的关键玩家,梁宁不能算作成功者,但她很显然也并不是失败者。她的故事是一场针对互联网的见证,是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,一个亲历者的发言。


图源尹夕远


中关村气质


跟梁宁见面必须要带纸和笔,因为无论聊天主题是什么,对话的最终归宿都是画图,流程图、框架图,或是逻辑推导图。它们有时候用来解释一些严肃话题,比如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型,或是中国实体经济基本面,但很多时候,事儿也没那么大。有一次采访约在一家餐厅,结束后桌上留下了一盘吃剩的黑糖巧克力蛋糕,还有3份写满字的餐巾纸,梁宁用它们推导了信息处理过程,人类的大脑如何获取信息、处理信息,冲破信息遮蔽和误解,最终作出决定。而这一切,起初只是为了解释一个最小的生活选择——一个想减肥的人为什么点了一份高热量的蛋糕。


梁宁是一个擅长系统建模的人,她活在系统之中。坐在对面听她讲任何话题,10分钟后,对话就会进入另一个次元,一套属于梁宁的系统。我请她回忆那些跟科技大佬相处的细节,但不出10分钟,她又回到了一个宏大的系统里面。她所描述的大佬聚会,故事的开头还是夏天晚风习习的夜晚,新煮的毛豆和冰镇啤酒,创业十多年的朋友都各立门户,重逢消夏感慨万千。但接下来,她却突然发起了一场人事管理的业务讨论:为什么《西游记》里明明孙悟空是业务骨干,唐僧却是Team Leader,而猪八戒获得的回报比沙和尚还多?


她迷恋一种宏大的结构化叙事,一切讨论都会被她推进一套逻辑循环里面去。显然,这是一种异类的特质。采访所在的那家餐厅,傍晚会突然涌入很多和梁宁年纪相仿的女人,她们是接孩子放学的妈妈,下午4点拖着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在餐厅吃蛋糕。乍看上去,梁宁跟她们有点像。今年44岁的她,留着长长的头发,发尾烫着卷,在她的书桌两侧,一边是一整层的香水,一边是一整层的口红。她喜欢用带闪粉的粉底,穿粉色的裙子,粉色的高跟鞋,每次见面指甲的颜色都不一样,每一只指甲的图案也不一样。只不过,妈妈桌上的对话是从一个八卦通往另一个八卦,梁宁则是从一个系统跳进另一个系统。


梁宁将这种特质形容为中关村气质,这是她20年的产业经历在她身上留下的沉淀物。「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,而且我学的是系统设计,所以我对系统是有偏好的。去理解一个系统,你就会知道,很多人张牙舞爪的,其实你把他放到系统里去,他没毛用。」梁宁喜欢琢磨人,「把人放进系统里,去观察他在系白金会统中如何运作,是系统选择了他、成就了他,还是他选择了系统,成就了系统。」


当她描述起这样的系统,我正从我们所在的餐厅往外看,窗外是一个被系统改造后的北京,和一个个被系统选择的普通人。穿着橘色马甲的人在路口整理共享单车,黄色外套的美团外卖,红色的京东快递,还有蓝色的饿了么小哥,挤在同一个车道,准备在红灯后踩摩托车油门冲刺。他们的确活在了系统之中,人生的24小时就是一场循环往复的系统命令执行,抢单、接单、送餐、再抢单,系统为他们指派任务、规划路径、分配时间,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一个算法结果,每一条路都是系统为他们选的最优解,每一分钟都是系统给他们限定的送货倒计时。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——眼前行走的人类已是一个数字系统的奴隶了吗?


在另一张餐巾纸上,梁宁还在兴奋地推导,这样的系统将意味着什么。她不断强调,中国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新大陆,中国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程师红利,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集中这样大体量的程序员,而他们塑造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互联网生态。一个中国人生活的几乎一切场景都实现了IT化,他们或是系统的用户,或是为系统打工,或是系统的缔造者。她指着窗外那些黄色、红色、蓝色衣服的快递员,「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系统生态的基础设施」,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,它因而拥有了自我生长的生命力。互联网研究了我们琐碎生活的一切细节,付钱、找路、打车、抢便宜货、打发时间,并将它们产品化。它将所有人席卷其中,没有任何外力能一刀切断这个链条,每个人都是参与者、受益者、运营者,互联网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活法。


谈到这一切,梁宁兴致很高,因为她是主动选择了系统的人。梁宁的父亲是驻扎在山西的军官,母亲是部队文工团的报幕员,她从小每天听着军营里的起床号醒过来。如果没有这场技术变革,她会像父辈那样,工作就是训练、演习、上战场,拼体力、拼竞争、拼谋略,讲究一种古老的规则。直到大四到联想程控交换机部实习,她获得了这种新的活法。那是联想蒸蒸日上的阶段,联想电脑销量位居中国大陆市场首位,她在现场听联想创始人柳传志讲爱国热血,认识了当时联想的总工程师倪光南,当他跟梁宁解释他想要做的新系统时,梁宁「兴奋地紧紧攥住拳头,指甲掐进肉里」。


这是一个不同于父白金会辈的战场。「IT世界是一种现代规则,不是崇拜男性,而是崇拜智力。」梁宁说,「我能拥有这么多朋友,肯定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啊,是因为我有智商。」


梁宁热情地投身了这场系统缔造。当时的联想讲求高度竞争,拼效率,拼业绩,连团建都是一场斗争,拼酒量,拼嗓门,拼谁能飙最高音。她常常连午饭都不吃,连轴转地赶进度。跟部门拼完酒,她把桌上所有男人都喝趴下后,回去继续赶代码,「你们歇会儿吧,我加会儿班。」


她跟雷军认识了快20年,最近她问起老朋友对自己的印象,雷军想了想,就两个字,「彪悍」。


上升期的技术理想给了她一种雄心。23岁升任副总经理,她野心勃勃地想用系统取代一部分销售,实现真正的电子商务化。她跟朋友夸口,要「给联想做一个系统,让联想再领先10年」。


「那个时候就是白天开会,慷慨陈词,没有人在会上跟我反对。但是散了会,每个人就分别去做领导工作。我觉得没问题了,我们往前走,结果隔了两个星期,领导就来说,不行,你这事得推翻。」梁宁说,「我做这个系统是为了让联想的1500个销售变成300个,结果做完之后,1500个销售一个人都没减,又增加了100个人维护这个系统。」


显然,她的新系统失灵了。她没有意识到,新大陆上运行的也是古老规则。

图源尹夕远



系统Bug:女性雄心


梁宁对中关村有一种仪式感。她经常到一家开了20年的湖南菜馆,吃一种叫做芷江鸭的菜。她和许多中关村伙伴吃过这道菜,「博客教父」方兴东,曾经的「中国IT第一记者」刘韧,YY创始人李学凌,还有CSDN创始人蒋涛。第一次来吃的时候,她还没有上过网。招呼服务员开发票,对方也听不懂联想电脑是什么,发票抬头上把这家日后家喻户晓的科技巨头的名字写成了「连响」。


那是一个中国互联网黄金时代的开端,乔布斯劝说百事可乐CEO加入苹果的话,是那时候鼓动人心的招牌:「你是打算卖一辈子甜水,还是跟我一起改变世界?」


梁宁喜欢用一种描写江湖的口吻形容她的中关村,就像她热衷读的武侠小说那样。那时候,江湖大侠还是少年。雷军还不满30岁,是喜欢去半亩园吃牛肉面的金山软件总经理,李学凌还是媒体记者,蒋涛研发了超级解霸,方兴东还在清华大学读博,刘韧还是科技记者,大家会约在风入松或者万圣书园门口见,然后走路去吃芷江鸭。


2005年,梁宁30岁,她在办公室贴了一张中国地图,打算像她在中关村的朋友那样,投身互联网创业。她创办了绿人网,一个旅游目的地系统,目标是把旅游景点都纳入系统,把旅行做成产品。


张惠惠是梁宁创业时期的同事,在绿人网负责市场营销。认识梁宁的时候,她已经在互联网工作了五六年,但梁宁是她的第一个女老板。之前参与的互联网公司,老大都是男人,挖人总是约饭局,只有梁宁邀请她去了一家小资情调的咖啡馆,还给她带了一份化妆品作伴手礼,「我一下子觉得,有一个女人做老大,好像也不错呀。」


梁宁给我画过一个表格,归纳她所理解的中国女性活法,新女性、旧女性、半新半旧女性。简单地说,旧女性相夫教子,靠找一个好男人活一辈子,新女性靠自己的手艺生存,半新半旧女性表面上也工作,但内心深处依然渴望依附于男人。


然而,她没打算成为其中的任何一种。长期以来,女人对她意味着弱者,是军人父亲用来骂人的词,「你怎么像个女人一样」,而她只想成为一个强者。上小学的时候,她是全班个头最矮的女生,却跟全班一半以上的男生打过架。在竞争残酷的互联网战场上,梁宁的策略就是「碾压」,在系统、技术、细节层面全面制胜,从根本上掌控局面。她信奉一种近乎残酷的强者逻辑,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女战士,有她在的地方就是高压,直到今天,张惠惠回忆起与她共事的经历,用的都是作战语言,「梁老大在带队打仗。」


在她的公司,无论男女,几乎所有的员工都被她骂哭过,她没有女性化的昵称,全员上下都叫她「梁老大」,梁老大每天都要喝咖啡,喝味道最苦的咖啡,带着团队昏天黑地地加班。她的合伙人刘柯志负责产品,他一度误以为梁宁用的是黑轴的机械键盘,因为总是隔老远就听到键盘噼里啪啦响,后来他才发现,梁宁用的是苹果电脑质地最轻柔的巧克力键盘,这种静音键盘很难敲出声音,但在梁宁指下,生生敲出了打铁般的巨响。跟她开会更是一场焦灼的作战会议,没有讨论,全是命令,梁宁在会议室最常说的话是,「这个不行」和「不要打断我」。


在创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梁宁活在这样的强势里。她结了婚,生了儿子,又离了婚,之后就没有再结婚。「中间还有过一个很不错的人,跟我说要跟我一起照顾我儿子,我当时第一反应是,要你管?」梁宁说,「多年之后我才恍悟,我说哦,原来人家是善意来着,但是他的方式错了嘛,任何在我面前以大男人自居,用呵护啊、帮助啊这样的口吻跟我说话,我第一反应都是,要你管?」


「大部分的女人活得像一颗桃子,外面是软的,里面是硬核。但梁宁反过来,她是椰子,外壳非常坚硬,里面倒是很甜,是一掊水。」张惠惠说。


2009年冬,在建外SOHO路边,梁宁和创业的伙伴们经常加完班后在这里打车图源刘柯志


为了拉投资,她邀请过投资人去看她的项目,对方考察了她的公司运营,在她面前说,你这挺不错,能打90分吧。她打电话告诉了雷军,恰好晚餐时候,雷军见到了这个人。投资人在雷军面前说了真心话:「梁宁的项目还行,但是她是一个女人,所以也就打个对折吧。」雷军笑话她,90分还打对折,你是45分,不及格啊。


梁宁第一次遭遇到系统的残酷审视,而且不及格。她说,那一天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立。她回了趟父母家,躺在沙发上不想动。她问父亲,要是你是投资人,你会投我吗?


这位逻辑缜密的亲爹立马斩钉截铁地回绝了,中华娱乐「我当然不投你了,你是一个女人啊。」他也给女儿做了一番逻辑推白金会导——生意场上的女人,天然地意味着各种缺陷。一是信息缺陷,跟女人沟通费劲,一个男人我可以骂,一个女人我骂哭了怎么办?久而久之你就融不进核心圈子,拿不到核心信息;二是机会缺陷,男人做生意,查查父母家境,背景就门儿清了,但一个女人立门头,谁说得清她的来路?谁敢跟你轻易合作;第三还有组团队的缺陷,一个男人能轻易招聘人才,但一个女人想找听你号令的人才,很难招到最好的男人。所以,跟一个女人合作意味着从起点上就错过了很多中华娱乐机会,那我想好好做生意,为什么要选一个女人?


她起初还想争辩,第二天冲去质问投资人,自己的项目没问题,凭什么不及格。结果,那人只是愣了一下,马上理直气壮地承认了,「没错啊,我就是觉得你是女的,所以才不行啊。」


梁宁说,她忘记了自己当时的回答。那时候,她只想着一定要去当面对质,但答案赤裸裸摆在面前后,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「只有在自己创业,见了那次的投资人,我才第一次感受到,原来女人是这样的啊。」


旁观了面向互联网新贵的湖畔大学后,我拜访过阿里另一个培训体系百年湖畔,这是一个针对高管的培训项目。在那里,我见到了负责培训全球高管的国际班班主任源德。在此之前,类似梁宁这样的遭遇,我会理解为女性歧视,但在那里我意识到,这可能是系统对人更残酷的审视。


源德负责核心总监级别以上高管的培训,他所面对的精英群体里并不缺乏女性,所以,互联网体系并不是不能容纳一个女人的雄心,只是在系统中,更加根深蒂固的规则是效率。他告诉我,这个行业最大的特质就是高度竞争,任何一个细节的缺失都有可能引发崩溃,想要在不确定性里谋利,这决定了体系一定是「对业务会比对人有耐心,一旦确定蓝图,会花时间推进业务,受挫了也往前走,但如果一个人不能快速deliver,不会给他那么多时间,必须快速换人。」


所以在互联网行业的体系里,人是一个数值,一段代表自身资源、机会、缺陷总和的参数,无所谓男女。极少数人可以决定系统,而大部分人都只是系统里的一个偏差值,任何不利于效益最大化的条件,都是系统不能忍受的瑕疵。人类能做的只是抢夺匹配系统的一次机会。女性身份有时候是加分项,有时候是负资产,好坏是系统的决定,人只能去适应,或者用这个行业最常见的措辞,「拥抱变化」。



沉浮


梁宁在2000年离开联想,2005年开始创业,中间的日子发生了什么,她很少提及。直到去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兴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上了新闻,她看到网上很多讨论,第一次明晰地感受到「如鲠在喉」的意思。她跑回了父母家,跟自己爸妈长长短短说了一通,可晚上还是睡不着,鱼骨头依然卡在喉咙上。第二天早上爬起来,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,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,叫做《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》。


离开联想后,梁宁作为倪光南的助手,参与了方舟CPU、永中Office、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搭建。她笔下的倪光南读起来有一种侠义,他们的工作像一场闯荡江湖的探险,在强敌林立的擂台上,自己亲手设计CPU、做硬件、做软件。


而这件事的背景是:「1994年,柳传志和倪光南产生了严重的分歧,总工程师倪光南主张走技术路线,选择芯片为主攻方向;而总裁柳传志主张发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,加大自主品牌产品的打造。柳倪之争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制造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的彷徨与争执,是市场派和技术派的决斗。」


柳传志(左)和倪光南(右)


张惠惠说,在这个行业里工作,每个人总会怀疑,自己做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。那种感觉就像参加了一场刚刚开始的世界大战,你被卷入了战场,必须战斗,但是尘埃未定,所以谁也看不清楚方向,一切未知,所以谁都不是正确答案。那种感觉并不像探险,更像是蒙上眼睛的搏杀,一场黑夜里的大逃杀。


显然,很多人在黑夜迷了路。倪光南失败了,他被免去联想总工程师的职务,而坚持技术至上的路上依旧碰壁,即便他们能做出自主研发的芯片,他们没有硬件,即便他们做出了硬件,他们没有软件。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生态,每个人都存活于其中,每一环都密切相关,仅凭一个侠客是赢不下江湖的。


就这样,在互联网的新大陆,没有谁能确定「赢」的标准,所以,人与名总在沉浮中。在报纸上,倪光南曾经是英雄,也让人叫过失败者。走上彻底的市场营销道路后,联想做过市场前三的赢家,但也有过新闻标题写着「风光不再」的日子。所有梁宁在中关村熟悉的名字都在沉浮,刘韧从明星IT记者变成了犯下敲诈勒索罪的诈骗犯,方兴东也受到质疑。可是梁宁讲情义,「我说我和方兴东很熟,人家就立刻对我产生坏印象。可是我们认识8年,在清华一起喝了3年酒,在红辣仔一起吃了5年芷江鸭。我做不到别人在我面前说他不好,而我默不作声。」


互联网工作,成了世界上焦虑感最强的工作。张惠惠辞职后,选择做一个职业编剧,她再没有选择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供职。阻止她的并不是熬夜、加班、996,而是那种甩也甩不掉的不安全感。


「到了互联网以后,我老觉得危机四伏,朝不保夕。哪怕在外人看来你已经是成功的状态,像我们一度市场份额挺好的,业内排名也是数一数二,我还是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互联网就像一个绞肉机,一旦投身进去,根本停不下来。」


在湖畔大学的争论最后,陈伟星这样解释自己生活在这个行业的感受:


「我是一个焦虑感很强的人,虽然我每天嘻嘻哈哈的,很多同学都以为我是一个游戏人生的人,实际上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。我没有一刻会停止思考我要做什么更牛逼的事业,可以把我以前的成功比下去。我曾经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,对着落地玻璃,3天不出去不吃东西,就想着我跳下去会怎么样,模拟,不断地模拟,而且我真心想跳下去。当你发现,我不应该失败的,我不应该做成这样的,就会非常焦虑。为什么说这个?因为这个世界很残酷,世界不给我们犯错的很多机会,我们的年纪不给我们犯错的很多机会,我们的竞争对手不给我们犯错的很多机会。当你失败的时候,没人同情你,只能自己逞强。」


梁宁也想过挣脱这个沉浮的世界。她听了李学凌的建议,想要转行去媒体,在CNET短暂地做过数码杂志总经理,负责销售。雷军问她,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工作,她回答说,「学点一个人也能做的,能养家糊口的小本事。」可是她依然不自觉把杂志理解成一个系统,去报刊亭查上摊率,给三环内675个报刊亭建模,把以前做系统集成销售的套路简化为广告销售的教程……


「离开倪老师后,颓了一年多,那段时间,不少人找我干活,多半两类事情,一类是『我代理了个产品,你帮我在中国建设一下渠道』。或者『我做了个产品,你帮我跑跑政府关系』。这两类事,我都再也不想做了。可是除了这个,我并不会别的……我学的东西,只有给一个特别大的系统干活才用得着。」在写倪光南的文章中,她这样写道。


这是一项过于沉重的发现,年轻的时候,她选择投身一个新大陆,热情参与缔造系统,而现在她发现,自己只能活在系统中。


「联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,它把人有点像精密仪器里面的螺丝那样应用。因为这个仪器的组织结构是合理的,在公司里用一个人的长板补别人的短板,所以它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感觉一种成就感,(以为)我没有短板,我的能力很强,但等你出来之后,每天磕磕绊绊才发现,你除了一根长板之外,啥也没有。」


而她看到,越来越多人只能任由命运在系统中沉浮。有一次打车打的是网约专车,路上跑了一个小时,梁宁睡着了,醒来觉得脖子疼。她跟司机聊天,你自己开车脖子累吗?司机笑了,脖子肩膀都很累,可是专车有规定,他不能戴脖套或者护腰,只能这么硬扛着。


「你知道我是个设计系统的人,我知道在各种参数中,这个循环跑多少遭之后,哪些事情必然发生。今天中国的商业运作,整个流程的效率发生了变化,但是系统循环里人的命运又会发生什么变化?哪些人因为这种效率变化,快速扩充体量,抓住链条向上攀登,成了大佬;哪些人因此被掠夺,在循环中快速消耗,被甩到了系统之外。」梁宁说。


「现在互联网大家都谈产品,产品成了一个宗教,好像产品就是爷,是天地万物最重要的事情,但是梁宁谈产品的话,她谈的是这些产品怎么影响着人心,改变了人性。不是说这些产品怎么改变了我们的组织,而是怎么改变了我们的人。她能认定有一种超越于产品之上的价值存在,就是人之为人,到底为什么?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,一种生命的价值。」媒体人王锋说。


在她创业最后的日子,梁宁终于坐下来,审视自己的沉浮。公司虽然有所增长,但也陷入了增长困境,不能成长为大鱼,又已经不是轻易死得掉的小鱼。继续下去也许还能存活,但活着的每一天,她将永远卡在系统中央,永在挣扎。


在资金链要断掉的时候,她做了一个决定,让业内大鱼把自己吃掉,卖掉公司,用一个体面的方式退场。这大概是她在下沉路上做出的最后一个江湖情义的决定——因为当初给了她投资的是老朋友雷军,她不能让朋友亏钱。


一个周六的下午,刘柯志到办公室加班,看到坐在办公室里发呆的梁宁。平时总要喝最苦的咖啡、气势汹汹的老大,那一天平心静气地跟他解释了这个决定。梁宁一直担心,真相会吓跑合伙人,但刘柯志当时并不惊讶,他想了好一会儿说,那种感觉是一种不甘心,像是跟一个抓不住却力气很大的幽灵打架,打不过也抓不住,最终还是输给了它。自己在系统面前非常渺小,就算是在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,就算做到行业尖端,就算没有重大失算,就算你抓住所有机会,做了所有正确的决定,还是会死掉。


那个周末的傍晚还有另一项发现。聊完工作后,他们都不再说话,陷在沙发里,眼前是朝向通惠河的落地窗,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平心静气地欣赏国贸的夕阳。整天没日没夜地赶进度,直到那一刻才发现,总以为太阳挂得很高,落下去却真的很快,从高挂到坠落,只要5分钟。

梁宁办公室窗外的落日图源刘柯志



失败是一场喜剧


梁宁今年44岁了,最近一次去医院,她发现自己患上了甲状腺功能减退(简称甲减)。事实上,症状已经持续了好几年。2011年,梁宁将自己的公司卖给腾讯,3年后,腾讯电商调整,她所负责的腾讯旅游卖给了同程,梁宁彻底停下了工作,她常常觉得疲惫,每天状态饱满的时间只能维持四五个小时。


她终究没能成为新大陆上的关键玩家,不断下降的代谢水平让她丧失了曾经好斗的「彪悍」特质。新大陆热衷塑造超人一般的创业神话,马云一年飞行时间超过800个小时,雷军每天6点就醒过来工作,有一次夜里11点下了班,他还当成意外跟梁宁炫耀,「今天下班挺早的。」


得甲减的日子里,梁宁常常埋怨自己,是这个行业里最没用的人。她在家里囤了很多刺激神经感觉的东西,厨房有各种口味的咖啡,苦的,和更苦的,桌边放着香水,浓烈的,和更浓烈的,可她还是打不起精神。在互联网创业的10年间,她从没有去做过体检,也不想去医院看病——她的世界里都是超级英雄,每个人都好像无所不能,她不想面对自己的真相,不想面对一个印在报告单上的量化失败。


事实上,她可能的确不是一个好的技术领导者。她的产品经理其实害怕她盯产品,因为她总会提很多需求,但回头又记不清自己提过什么需求。有人在离职时跟她抱怨,听她交代任务是一种痛苦,因为她总要先剖析半天,建个模型,分析体系,把人说晕了,到最后员工永远听不明白她要什么。在网站写博客的时候,她连自己的密码都记不好,前前后后有5个人,同时替她管理着密码。


开通微博的时候,她发的第一条内容是对自己的判断:「9流水平做网站,做了绿人网,3流水平写文章,写了闲花照水录,1流水平算卦,毫无用处。」她特别热衷算卦,研究星盘,上过催眠课,也学过周易,坐长途火车的10个小时里,她给半车厢的人算了命。为了给办公室选址,她拉上热衷风水的程序员梁肇新一起,算了中关村大大小小的写字楼的24黄道,具体到自己办公室里每个工位是什么风水状况。


父亲评价她是「一个浑身雕虫小技的人」,浑身雕虫小技,所以永远没有办法安静地坐在书桌前。她自嘲地形容,自己是开往新大陆的五月花号上一个蹭船的人。她告诉自己的朋友,互联网产品不是她的代表作,她的目标是写能够传世的作品,赢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她想把中关村的故事写成剧本,拍电影,偶尔也会突发奇想,一口气买回来四十多本食谱,打算当一个会做饭的女人。


「创业这件事对我来讲,就像是莫泊桑的《项链》。玛蒂尔德为了出风头,戴了一个项链,为此付出了10年的代价。我觉得我就是创业的玛蒂尔德。为了跟我的朋友们一样,成为一个创业者,参加什么互联网大会,结果背负了一个对我来讲并不匹配的东西。」梁宁这样说,「就像我不愿意去体检,就是避免如实评估自己的客观条件,害怕自己一无是处。绝大多数创业者踏上征程的时候,跟我的状态是一样的,想试一试,但就是不愿意客观评估自己能够达到的极限。所以,最后它既不能长成大鱼,也没有办法与巨头成交,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艰难挣扎阶段,过了好几年也没什么进展,原地打转。」


最近她见到鲜榨喜剧的创始人李新,对方介绍自己是做喜剧的,而「喜剧就是研究失败和失败者」。这句话让梁宁记了好多天,在聊天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,「原来我把我自己活成了喜剧啊!」


在她的行业里,失败是所有人内心的毒蛇,人们恐惧它,抗拒它,用一切方法堵住它的出现,哪怕只是自欺欺人,也无法正视它。创业是跟老天爷下棋,胜负不在自己,那些还在战场上的老朋友们,仍然活在让她倍感挫败的不安全感中,焦虑是这个行业的特质。


她常常在老朋友要上市之前接到他们的电话,隔天就要敲钟了,对方向她坦白,感觉自己即将一文不值。她清楚地知道,电话那端的焦虑不是一种伪装,那是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时最真实的恐惧,只有她能体会这种感受,因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大佬觉得自己一文不值,圈子以外的大部分人会以为这是一个搞笑段子。


其实,活在互联网中,就是把渺小感和不安全感写进自己的DNA。在这个未知的新大陆,他们不得不永远小心翼翼地前进,学着与不确定性共存。雷军有一次给梁宁发了一段代码,那是他翻出来的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作品,梁宁以为这是个怀旧梗,结果雷军说,他仔细看了一下这段代码,写得好像还不错,拿到现在找工作可能也能找得到。他跟梁宁说,看了这个感觉有点放心,万一失业了,起码还能当个程序员。梁宁经常笑他,一个上市公司大佬,好像一直给自己寻思一条退路,万一的万一,跟老天爷的这盘棋输了,还能不能养活自己。


现在,梁宁在家里工作,客厅就是她的办公室,她在墙上钉了一整面墙的软木板,在墙边的书桌上放了另一个小号的软木板。墙上钉着花花绿绿的标签纸,上面写着她的工作目标、计划,还有为「得到」写课件的截稿时间表,桌上的小木板上也有一张张便签,最上面的一张写着一个大大的「完成」。


在未完成的便签上,她计划做一个母基金,为它定战略并募资,她还想做一个产品工作坊,帮助那些有资源但产品不好的企业诊脉,快速优化产品。「完成」的木板上贴了一些关键词,「共情、共识」,「非共识、小趋势」,那是她在为「得到」做分享课程《产品思维30讲》,以及为程序员群体做公开演讲的时候,对自己及同行的经历反思后得出的启发。


梁宁的演讲现场图源刘柯志


因为生病被迫闲下来的梁宁,每天就这样坐在这面木板墙前,研究互联网世界里的案例,反思自己的经历,继续摸索着这个系统的法则。她的书桌上始终放着一本钱穆的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,这是她反思过程中不断回溯的基点。


梁宁在研究案例的时候发现,真的攀登到顶点的人,恰恰是不惧怕暴露自己失败的人。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用一种喜剧的心态来看待失败,也许结果真的就不一样了。」


她常常想起在腾讯的经历。那时候公司卖给腾讯,她要去深圳入职,刚去第一天参观办公室,逛完了工作区域,同事跟她说,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亮亮姐。


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员工,他是一个男人,但每天打扮成女人,丝袜、睫毛、高跟鞋。「就跟外国人来北京先去故宫一样,人家成了腾讯一个景儿了。」梁宁说,「后来我还跟雷军聊过,你知道像亮亮姐这样的人,在联想也好,在金山也好,这么异类的活法都是不可能存在的,会把他视为失败,但是在腾讯,对这种你说不清好还是不好的东西,大家是抱着玩儿的心态去面对它,不仅接纳异类,还欣赏异类,把他视为一个景儿了。我常常想腾讯之所以成为腾讯,源自于什么,多年以后我经常想起这个例子,这个系统对于异类的欣赏和包容,其实就是腾讯的创新能力。」


「现在我知道,只要我做事,一定有九成输的可能,既然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输,我只能做一个决定,输了以后我还干不干。如果输了以后我还干,那我就不认为我彻底输了,充其量是资源下降一点,但只要还有资源,我就可以再试一次。」梁宁说,「因为这是新大陆嘛,(五月花号)来的路上就要折一半船的。所以你对失败的承受力和自我消化力,才是你能够持续去探索新东西的动力。」


甲减迫使她不得不活在懈怠感里,但这也给了她这个行业里最难得的松弛。她正在练习这种喜剧的松弛感。有一次她跟李学凌吃饭,因为他的公司需要买壳上市,李学凌说,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买个壳。梁宁说,没错,我现在最要紧的事情,也是买个欧博平台壳——给自己养的寄居蟹买一个壳。


坐在客厅的办公室里,现在的梁宁依然喜欢在笔记本上给人算命、摆卦、看个风水,最近还去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帮人看了风水。《周易》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,「我特别有认同感的工作就是巫师,包括我去学算命,周易啊风水啊,这些东西就是规律嘛,你理解了规律,就知道该怎么看待一些东西。你不知道吗,我被叫做『看过中关村风水20年的大风水师』啊。」


「我搬离中关村的那周的周五,朋友白鸦离开北京赴杭州,刘韧摆宴饯行。我去晚了,大家已经喝了很久。刘韧一见我,用筷子写了个『火』字,让我起一卦,大凶。然后大醉而归。两天后,刘韧入狱。」梁宁在博客中这样写道。


「过去大家管她叫老大,梁老大,后来她不做了,大家直接叫她梁宁,现在终于有人叫她梁老师了。」刘柯志觉得,「梁老师」可能是最适合她的身份。当她不是带队打仗的状态,回到她自己世界里,讲八卦,算风水,谈那些大框架的梁宁,才是一个真正有趣的人。


她常常在家里自己跟自己做思维游戏,比如推测App市场的新产品能不能成功,或者预测即将上映的贺岁片能不能大卖。她的玩法是,利用京东或者美团作为模型,把新片放在这个体系里跑一遍,推算一下,京东有多少人看《流浪地球》。


她几乎每次都能猜中。「京东有15万人,1万白领,14万蓝领。中国14亿人,上大学的比例是5%,上过大学的7000万,没上过大学的13.3亿,所以,京东就是中国啊。我每次弄一个东西之前,就对着京盛京棋牌东的场景想一想,然后就大概能算出来它的市场。这事要是只有京东技术部门一小部分人感兴趣,这就是小圈子视角;这事要是京东的高官、程序员、快递员、仓库管理员都感兴趣,这票房绝对是30亿以上吧。」


大量在中国爆红的互联网产品都证实了这个判断——在这个系统里,成功是基于宏大人口基数的红利,并不来自于一两个人的意志。


她对系统和自己的反思,给她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态位——她还在系统之中,可如今已不再被系统牵制,她得到了一个绝佳的观测位,去观察、记录、审视、反思这个系统,然后用这些想法,影响系统。


失败是一场喜剧,她说她想要把这个发现讲给她所有的朋友听,那些依然困在不确定世界、苦苦挣扎的老朋友。这是他们共同亲历的一出戏,而她已经见识了自己的答案。在诊断治疗书上,她看到了自己的失败背后那层又苦又涩的喜剧高潮——这个病折磨了她这么多年,治疗它的那瓶药一共只要10块钱,算下来每片两毛钱,原来从失败阴影里逃出来也没那么难,解药只要两毛钱。


谁都不是正确答案


对梁宁的最后一次采访,我提议在中关村。我想知道,如果让她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会发生些什么。这个提议让她非常焦虑,显然,中关村对她来说承载了大量的记忆和意义。「我靠,真的是每一步都是故事,全是故事,那就是我的流动的盛宴啊,海明威的《流动的盛宴》!任何一段扔出来,都是中国互联网史,我跟雷军在半亩园吃牛肉面,周鸿祎跟他老婆在哪儿谈恋爱,我和方兴东和刘韧在哪儿喝酒……」


然而,在实际到中关村的那一天,她迷路了。她描述中那个陪伴了她20年回忆的芷江鸭店,混在一排挂着一模一样招牌的路边餐厅里,淹没在竞争激烈的小吃街,她绕了两圈都没找到,走向了反方向。风入松书店早已倒闭,而她也忘记了万圣书园怎么走,因为一楼变成一家足疗店,所有的书挤在二楼。


在中关村,梁宁陷入了一种失落的感伤,小酒馆不一样了,书店也不一样了,人也早已不一样了。然而看到那样的一幕我意识到,她还忽略了一种记忆。眼前变迁的一切,恰恰是她所迷恋的互联网所造就的结果,是他们当年那个想要改变世界的愿望所造就的结果。每个人都卷入了她所参与的这场20年来的科技变革,每个人都是见证人——迷路时擦身而过的外卖快递,拿着二维码结账的前台收银员,还有在书店一边翻着书,一边在手机App比较价格、迟迟不在店里买的读者……乔布斯说过的迷人句子成真了,科技的确改变了世界,只是它未见得如每个人所愿。


如今的中关村大街图源视觉中国


最近两年回江西老家的时候,刘柯志常常会陷入一种迷茫。过去,他的工作给了他一种优越感,每次回老家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刷手机,沉迷于那些他在北京或多或少参与过的产品,「感觉自己是推动进步的系统一部分」。可当科技进步真的给所有人带来了生活红利,让那个曾经容不下自己的家乡变得发达,留在家乡的同龄人变得富有,过上了稳定的生活,而还在互联网里打拼的自己,只是系统中的渺小一员,他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。


因为在这个世界,能够决定系统运行规则的人,是少数中的极少数。对大部分的人来说,自己只是系统里的一段代码,是不会影响最终结果的、写在#号后面的一行注释。他们既没有实现富有,也没有行业留名,却永远地丧失了稳定,裹挟在高压力和高竞争中,自始至终活在了不安全感里。


「我们这些出来的人,其实错过了地方上的发展热潮,就像是早年移居美国的人错过了中国最辉煌的互联网高速发展阶段。因为传统行业里面,30%的机率都能过得好,财务也自由了,房啊车啊也都有,做生意其乐融融,赚钱也很稳定,压力也没那么大,也不掉头发。」他说,「互联网里只有3%的机率活得不错,剩下的人才是大多数,大量的人都在一波波浪潮里湮灭了。我会开始想,我为什么还在这个行业里?我的意义是什么?」


然而意义对一些人又太过沉重。CCTV给倪光南录节目,请了梁宁一起,陪老先生一同走一段路。近20年后再见到倪光南,他依然是当年的样子,穿着20年前的衣服,还是从不迟到,永远提前15分钟出现。梁宁想起了20年前的「柳倪之争」,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把损失认掉,各自留下了痛苦的伤痕,直到七八十岁身体都大不如前了,还各不屈服。梁宁抱着希望,想要劝和两个人。


在准备录制的间隙,倪光南告诉了她答案:「人啊,要确认做一件事正确,不容易。但如果说你能确认做这件事正确,你就要坚持,10年,20年,30年,把它坚持下去。」


这句话没有被收录在那一天录制的节目里,这是只有亲历者才能领悟的一瞬间。在这句话之后,梁宁最终放弃了劝和。因为这并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,他们在各自守护自己所笃信的路径,用一辈子去证明它的意义,因此,与个人意愿无关,这是一场系统的冲突。只不过,在这个永远不确定的世界,谁都没法证明,自己是不是正确答案,所以只要系统还在运转,他们仍会坚持各自的路径,走向路的尽头。在不相交的路径上,无法融合却必须一辈子与之共存,这就是一个活在系统中的人的宿命。


我们所经历的互联网时代,可能是近代以来最慷慨、却也最残酷的一个时代,科技进步所造就的强大算力,把所有人推进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,它赋予不同的人不同的机会,也毁灭了他们曾经笃信的意义。它给了一些人财富,给另一些人名望,给了极少数人权力和野心,赋予他们足以救命也足以致命的能力。有人获得了资源和渠道,有能力重写命运,逃离了父辈的活法,也有人用同样的能力,操纵了别人的命运。当然,还有人仍然想对系统做一点修正,哪怕只有一点点,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信息流里输入自己的代码,即便那只是不被运行的一则注释。


我保留了梁宁在采访中画的第一张图,那是她对20年来互联网公司的一种分类。在她的理解里,世界分为4种企业。草根企业靠争夺资源活下来;腰部企业在系统里挣得一个生态位,依附系统的前进存活;头部企业在这个基础上,还要看得懂世界,不能只在自己的生态位上收割,还要维护整个生态;而顶级企业则要有一点历史观,能够连续做出正确的决定,「如果一个人连续20年都一直都有好运气,那就不是运气。」


采访期间梁宁的手稿


「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模式里,反复自洽,自我增强,越来越适应。」梁宁说。


「中关村的1平方公里,工作生活着18万人,有的人做搜索,有的人卖PC,有的人卖盒饭,有的人拉广告,有的人蹬三轮。」这样的故事还将永远存在下去,一样的,或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时代将会呈现越来越多异样的生存样本,毕竟,这是一个再也不会存在正确答案的新世界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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